根據商務部9月份公佈的數據,2022年1-8月,中國實際利用外資同比增長20%,高技術產業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33.6%,是同期中國整體吸收外資增速的兩倍有餘。

  7月19日,德國化工巨頭巴斯夫集團,在與湛江洽談5年後,突然加速確定合作。同時,瑞士的英力士、法國的道爾達、西班牙的達諾巴德等一批企業已經與國內多個城市達成合作。

  歐洲企業轉移帶來的影響是什麼?歐洲企業轉移到中國和美國是否會使得全球製造業相對優勢的重新評估?中國承接這部分能源密集型訂單和產能,可能產生哪些正反面影響?天風宏觀助理研究員郭微微做出以下解讀。

  ·能源密集型企業轉出歐洲

  觀察者網:歐洲鋼鐵、化肥、電池等能源密集型企業將業務轉移出歐洲,這是一種新現象還是過去已經有所跡象?其背後有哪些原因?

  郭微微:歐洲業務轉移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出口訂單轉移,另一方面是產能轉移。從出口訂單來看,疫情之前我國已有出口份額的穩步提升,這也是一些產業的比較優勢不斷積累,從而在全球貿易中分得更大份額。

  在疫情中,海外一些國家受制於供應鏈問題,業務出現了中斷,但我們國內的供應鏈是相對比較穩定的,業務可以正常開展,所以順理成章地“吃掉”他們那一部分份額,撐起了我們過去出口的高增。

  現在大家很擔心,在海外國家陸續復工復產後,我們的這部分份額和訂單會不會很快迴流。目前來看中國製造仍具有一定韌性,尤其是在我國的一些比較優勢行業,比如化工、機械、電氣、汽車及其零部件等等。

  最近的數據顯示,由於歐洲能源成本對其本土工業生產的限制,因此訂單的轉移又出現了一波加速。從訂單增長量來看,主要原因是我們的生產優勢在不斷積累,包括中國企業的口碑,企業產能呈逐步上升的狀態等。

  從產能角度來看也有跡可循。根據FDI(國際直接投資)的數據,歐洲的對華投資很早就開始了。比如,巴斯夫過去幾年一直在對中國投資,建設一體化基地,今年進一步加速。今年4月,巴斯夫在南京的一體化生產基地舉辦了一個擴建項目;9月,在廣東湛江又正式投產了一個一體化基地。我們國家對此很重視,出席的領導人規格也很高。

  所以,業務轉移加速不是一種新現象,而是對過去趨勢的延續。能源危機是短期的催化因素,其背後原因是中國不斷積累優勢、不斷提升的全球產業鏈位置。

  觀察者網:比利時首相警告歐洲可能經歷“去工業化”的風險,高盛判斷歐洲的衰退不可避免,這種製造業轉移對歐洲來說意味著什麼,尤其是在當前歐洲經濟不振、通脹高企的情況下?

  郭微微:無論是能源問題導致或助推了歐洲經濟不振,還是造成了高通脹和製造業轉移,背後的原因是相通的。製造業轉移對於歐洲來說一定是負面情況,但歐洲也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在俄烏戰爭的背景下,歐洲作為一個能源高度對外依賴的經濟體,為了在能源領域“去俄化”,尤其在歐洲電力市場採取邊際定價政策的條件下,電價和氣價是強相關的。

  在舊能源體系之下,歐洲煤炭、石油、天然氣對外部高度依賴,因此它也是發展可再生能源最積極的經濟體之一。然而,現在能源轉型的矛盾被進一步激化了。所以,歐洲正不計一切代價地在能源領域“去俄化”,導致燃氣氣價出現非常高的抬升。

  這個問題在我們的報告中也提到,如果看氣價指數,今年二季度以來,中國的燃氣均價大概是0.7萬元每噸,德國均價大概是中國的2到3倍。歐洲的燃氣價格出現了非常大的抬升,但歐洲的電力市場具有高度市場化的結構,採用的是“邊際定價法”,這使得電價跟燃氣價格高度掛鉤,致使歐洲各國電價出現明顯升高。

  8月德國平均的現貨批發電價基本上是0.5歐元每股,這是去年同期4到5倍的水平,也是中國電價的4到5倍。歐洲有很多高耗能、高耗電行業,完全沒有辦法正常開展業務。

  具體到不同行業,鋼鐵業可能會存在200美元左右的單噸成本價差,200美元差不多就達到了限價的一半。電解鋁行業作為耗電大戶,差不多會有5000美元的單噸成本價差,遠高於它的現價3000美元。還有合成氨,不僅要耗電還要耗氣。如果把電價和氣價同時上調,一噸的價差也會達到3000美元,而它的現價僅有4000美元。在這種條件下,歐洲很多工廠沒有辦法正常生產。

  歐洲最大的安賽樂米塔爾鋼廠關閉了中型鋼廠,還有其他減產、停產行為。其他煉鋁廠也沒辦法正常開展業務。巴斯夫選擇購買氨,而不是去做氨的合成,以此保證不停機,但多多少少都會對產能產生影響。

  工業企業無法正常運轉,使得歐洲經濟不振,高通脹也使得製造業、尤其是一些跨國巨頭向外轉移。這對歐洲非常不利,也是歐洲面對俄烏衝突,開展能源轉型的原因。

  ·美國能否承接歐洲轉出的產能

  觀察者網:歐洲製造業的其中一個去向是美國,這背後一定程度上有美國政策的影響,比如拜登簽署的《通脹削減法案》重點覆蓋清潔能源製造業,以廉價能源和低稅收吸引德國公司,德國媒體稱這是“美歐之間新的貿易戰”,這一政策明顯違反WTO規則,美國愈發強硬的貿易保護主義導致了“歐洲的競爭劣勢”,您如何看待德媒提出的觀點?在您的觀察中,美國政策性的吸引力會有多大?

  郭微微:歐洲製造業的一個去向確實是美國,這要分兩類情況來討論。

  如果單指訂單,美國的吸引政策可能並非推動因素,主要原因在於歐洲本土廠商無法保證生產和出口。另一方面,此前供給本地消費的高耗能商品,也無法正常生產。因此歐洲各國通過進口來滿足內在的生產和貿易需求。這使得歐洲在全球產業鏈中從生產者角色轉變為偏向消費者的角色,全球貿易鏈條出現了供需缺口,這部分缺口需要一些國家來承擔,我們看到有中國、美國,實際上這是原有產能佈局的延續。

  這部分訂單在短期內需要國家承接,如果投資新建廠,等到建起來後這個時間已經過去了。因此這個過程更像一個競爭對手倒下了,短期之內我們可以把這部分訂單給搶回來,誰有更好的基礎條件,誰具有跟歐洲相近的競爭優勢,就更容易承接到這些短期訂單。美國本土工廠有比較好的技術,所以一部分訂單被美國承接。

  從產能角度看,美國積極推進本國製造業迴流,他們意識到製造業的“空心化”對其本土的就業和未來發展不利,因此提供了一些涉及清潔能源、半導體、醫葯和其他高精尖技術等行業的補貼。

  但美國的政策補貼存在問題,比如政策效果、補貼的規模和體量是否能夠吸引全球巨頭真正地改變投資決策,這可能要打一個問號。此外,美國兩黨對此存在爭議,拜登政府更傾向於發展清潔能源的製造業,但其對立黨派更希望發展傳統能源。兩黨之間存在矛盾會導致政策的持續性不強、政策的執行和補貼力度不夠。

  美國自身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通脹、供應鏈不暢、成本激增、勞動力市場緊張等等,有一些短期和長期問題,比如美國製造業“空心化”有其背後的原因——缺少勞動力,勞動力成本高,這也會對企業的投資決策產生一定的影響。

  所以美國政策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大?我覺得可能沒有大家想得那麼嚴重,美國的這些舉措傳達出來了一個比較明確的信息:希望製造業迴流,保護本土製造業。

  美國設立了一個貿易壁壘,期望對本土產業有不正當的保護。歐洲提出的碳關稅也是一種新的綠色壁壘,這是在全球經濟減速狀態下出現的正常現象。疫情並沒有解決以前就存在的問題,比如全球勞動力供應趨於不足,科技創新和效率放緩等。疫情則帶來了新問題,激化了各國的矛盾,相互的摩擦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常見。

  觀察者網:然而,美國國內經濟本身也面臨一定問題,比如高燒不退的通脹、供應鏈不暢、成本激增和勞動力市場緊張等等,美聯儲持續提高利率,企業面臨更高的借貸成本,這些困難是歐洲製造企業能承受的嗎?

  郭微微:這部分問題確實存在,會阻礙一部分企業和行業把訂單或產能轉移到美國去。但如果訂單或產能真正地轉移過去了,那就說明對於這些轉移過去的企業來講,美國短期的通脹問題、供應鏈不暢或生產成本激增等不是問題。

  從長期角度來看,部分製造業更偏向於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而對勞動力的要求沒有那麼高,美國是真正能夠承接這部分產能的。但整體美國能否實現它的政策目的設計,能否真正地實現再工業化,我們持比較負面的看法。

  ·高能耗產業對中國的正反影響

  觀察者網:除此之外,另一個去向是中國,您在報告中提到,在歐洲“斷氣”背景下,德國的有機化學、電氣設備、機械設備、汽車及其零部件等行業生產大幅向中國轉移,中國製造業優勢再次顯現。中國有哪些比較優勢,我們應如何客觀看待這種優勢?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目標來說,如何評估轉移進來的一些製造業,尤其是高能耗和高氣耗產業可能帶來的正反影響?

  郭微微:我們的優勢也很明顯,中國擁有一個比較完備的產業鏈結構,龐大的內需市場,技術能力也在逐漸地積累,還有工程師的紅利。在疫情之前,有機化學品、電氣設備、機械設備、汽車零部件這些行業展現出了一些優勢,我國的出口份額有了穩步提升。

  新冠疫情其實是對全球經濟帶來了一次供給側的出清,有一些中小企業被迫退出了供給市場,緊接著,企業又面臨供應鏈紊亂的問題,再接下來面臨能源危機問題。

  德國破產企業的數量出現快速走高,給我國帶來了新的比較優勢的提升。我們具有生產穩定性的優勢,還具備了世界能源體系分裂之下能源成本方面的相對優勢,這種優勢在疫情前就已經有基礎了。在三次供給側衝擊後,在基礎能力之上,優勢有了更進一步的提升。

  如何評估一些轉移進來的製造業,尤其是高能耗和高氣耗行業帶來的正反面影響,這需要提到一個關鍵問題,這個報告里所講到的高能耗、高氣耗行業和傳統定義是有一定區別的。

  統計局和生態環境部界定的高耗能行業,其實更多是把這個行業對能源消耗落腳到單位附加值上面,更多指偏低端的行業,比如石油煤炭和其他燃料加工業,還有一些非金屬礦物製品業,例如黑色金屬和有色金屬的冶煉,還有煤電行業。

  如果單純去評價石化和化工中相對比較低端的產品,確實在消耗能源之後產生的附加值是不夠高的,但是我們這次所定義的高能耗和高氣耗產業是站在總量的角度上來看,沒有站在單位附加值的角度上來看,這也是因為歐洲的供給端出現了很大問題,不得不砍掉一些投入單位能源之後,創造出更大附加值的行業。

  這些行業如果轉移進中國,我們是能夠做一個比較好的承接,也就是在能源的相對約束之下,把資源盡可能地投入到一些比較高端和能夠創造出更大價值的行業。也就是說,我國本來就具有一些發展基礎的、增加值比較高的行業所積累的出口份額或者競爭優勢,在疫情前就已經有了提升。

  在疫情期間因為競爭對手的生產出了問題,所以我們有一些訂單的替代,有了產能的承接。未來在這種優勢的進一步提升下,還是有希望能夠進一步享受更大的一波紅利,這也是對有限資源的高效利用。這與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至少是不衝突的,當然我們也需要繼續推動低碳綠色產業的發展。

  我國在風電和光伏產業中有一定的製造優勢,因此還是可以一邊加快能源轉型的步伐,另一邊承接一些增加值比較高、能源消耗也相對較高、單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沒有那麼高的產業。比較理想的結果是,一邊實現雙碳目標,一邊實現經濟轉型、全球產業鏈位置的提升和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觀察者網:根據數據,在華投資的歐洲四個國家(德法英荷),過去四年的平均投資占到總額的87%,其中德國占比高達46%。德國大企業(大眾、戴姆勒)一如既往擁抱中國市場,但是中小企業在華投資額度下降明顯。這反映了歐洲製造業轉移的哪些趨勢和特點?

  郭微微:過去幾年,外資的集中度是在提升的,在國家層面和行業層面集中度提升,在一些大型企業和小型企業也是集中度提升。

  今年沒法看到更細一點的數據,因為這個數據是年度的,沒有季度和月度,但也能想象到像巴斯夫、大眾、寶馬這些企業的一些投資加速動作,中小企業可能確實是會出現在華投資額度下降明顯,其實也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我們現在整體的疫情政策不那麼寬鬆,大企業投資中國的進程早,有相應的投資基礎和事業部,可以開展正常的投資運轉,但一些中小企業客觀上沒辦法來實地考察,沒辦法進行下一步的發展和規劃,因此投資腳步肯定有所放緩。如果拋開管控問題,也許我們可以看到歐洲對華投資的進一步增長。

  另外,歐洲可能會制定一些新的對華貿易政策,包括加強投資審查等等。大企業對政策的理解比較靈活,不太容易受到這方面影響,而中小企業如果面對一些相對負面的政策,比較容易改變決策,它們確實會擔心相應風險,所以集中度提升會是歐洲製造業轉移的趨勢。

  觀察者網:除了集中度提升之外,在行業分類上會不會有什麼不同?

  郭微微:其實還是取決於我們本身的競爭優勢,一個跨國企業決定自己的產能往哪裡佈局,一定首先考慮投資的性價比和生產的穩定性。如果產品對生產穩定性要求不那麼高、對運費比較敏感,對能源價格不敏感,在中國工業基礎相對來講偏弱一些,這些產業可能不太容易往中國轉移。如果產業對生產的穩定性要求比較高,同時對能源成本更加敏感,對運費不敏感,那它可能就會考慮轉移到中國市場,同時還要考慮到我國的工業基礎能不能承接這部分產能。這樣的話,出口訂單的轉移是第一步,產能的轉移是第二步。

  產能的轉移會跟在訂單的轉移之後,因為訂單的轉移已經說明瞭我們具有這部分競爭的優勢,跨國企業意識到之後,就會對產能佈局做相應優化。其實這個結論比較明顯了,製造業的轉移既然會緊跟訂單的轉移,我們看到出口訂單提升比較多的一些行業,就會迎來比較好的紅利機會,還是會落腳在化工、電氣、機械、汽車及零部件這些方面。

  我們具有全球競爭優勢的一些行業,比如光伏、風電、新能源車,以及逐步積累優勢的化工、電氣、機械,都會有比較好的發展前景。

  ·中國能夠應對產業鏈的“上擠下壓”

  觀察者網:不過,歐洲往中國的轉移恐怕也不是一帆風順。最近,德國經濟部長哈貝克表示,德國正在制定新的對華貿易政策,包括加強投資審查等措施,以降低對中國市場及產品的“依賴性”,限制中德投資(雙向),減少擔保等等;德國政府的政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住企業的投資,兩者的博弈應怎來看待?

  郭微微:原先大家只是擔心負面因素,但是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變量,出現了一個正面因素,就像疫情之前,全球產業鏈就已經在逐漸轉移了。我們國家主要還是從低端加工業向高端的研發和製造產業升級,可能有一些低端的產業就會去往東南亞或印度轉移,因為那邊的成本相對來講比較低廉。

  後疫情時代,全球產業鏈的轉移沒有停止,而是在加速重構。和疫情之前相比,我覺得有兩個方面變化。一方面,早期全球範圍內的產業鏈佈局,更多追求低成本、高效生產,追求性價比。這種產業佈局在疫情中表現出高度的脆弱性。未來跨國企業在佈局產業鏈時,會對安全和穩定賦予更高的權重,之前人們可能並不覺得生產會出現中斷,但是這三年也給了全球企業一個深刻的教訓。

  另一個差異在於,疫情並沒有解決原本存在的問題,西方國家有內部矛盾外部化的動機,俄烏衝突之後歐洲地區的安全形勢進一步惡化,因此政治因素就會表現得更加明顯。

  這樣來看,我國的產業鏈存在較大挑戰,可以概括為“上擠下壓”的雙重壓力。大家會比較擔心印度、東南亞等國家在經歷奧密克戎後快速復工復產,會不會憑藉其成本優勢繼續分流我國的訂單,也比較擔心美國和歐洲的一些動作,美國會出台一些包括半導體、醫葯、清潔能源製造業的鼓勵政策,希望製造業能夠迴流;德國也表態將制定一些政策,希望企業不要對中國的依賴度那麼強。

  我國在這次產業鏈重構中,高端的產業原本會迎來美國和歐洲的壓力,低端的產業也會迎來被印度和東南亞分流的風險。但是,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歐洲這次的能源危機給了我們新一波紅利,這波紅利就來源於我國相對低廉的能源成本和穩定性高的生產。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依舊具有相應優勢,甚至在疫情後優勢進一步提升。這次全球產業鏈重構的過程中,我們還是有一定的機遇,有希望逐漸從一個相對低端的角色向“微笑曲線”的兩端移動,從而實現產業升級和跨越式的發展。

  觀察者網:歐洲製造業轉移是結構性的變化還是暫時性的變化?是否會整體上帶來製造業全球相對優勢的重新評估?

  郭微微:歐洲製造業的轉移這個問題首先要從短期來看,今年冬天一定是歐洲比較難過的一個冬天,即使歐洲現在的儲氣罐已經達到了85%以上的目標。歐洲也在積極地推動進口,包括從卡塔爾進口更多的液化天然氣,從挪威進口更多的管道天然氣。

  不管怎麼計算,歐洲的天然氣、電力供給都是不足的,所以冬天一定會對天然氣和電氣需求進一步壓降,就會對整個歐洲製造業的正常開工和運行造成一定影響。尤其是以天然氣作為原料投入的化工產業,產能可能會受到進一步限制,甚至出現整體關停。

  能源消耗其實是有替代方案的,比如對於一些高耗電的行業而言,沒有天然氣可以用煤炭、核能發電,可以找到一些相應的替代方案。但是如果天然氣作為原料投入,可能就沒有第二種技術路線能夠實現替代了,所以化工應該是受影響最深的一個行業。

  如果再往後看兩三年,歐洲的能源問題沒有辦法解決,能源成本會比我們上漲的幅度高出一截,尤其是俄羅斯仍被製裁,沒有辦法把自己的能源向西方國家出口,這種能源價差的紅利,我們有希望在未來幾年之內看到。

  長期來看,如果歐洲實現了可清潔能源的轉型,2030年左右,歐洲的光伏、海上風電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建設發展起來了,能夠抵擋得住或者完全覆蓋它們的需求,實現從舊能源到新能源的替換,中國的舊能源紅利就會有所弱化。

  但是也要註意到,我們在新能源領域也走在世界第一線,我們國家的光伏製造、風電行業處在世界的第一梯隊,清潔能源的建設也相對靠前。因此,不管從舊能源或新能源體系來看,我們國家都具有一定的優勢。長期來看,我們能夠維持住這個紅利。

  中國在舊能源和新能源上的優勢,當然會帶來製造業全球相對優勢的重新評估。

  在歐洲出台“碳關稅”,形成綠色壁壘的情況下,大家原本很擔心有一些產業會因為成本因素轉移到印度或東南亞國家,但如果“碳關稅”真正成了以歐洲為代表的更加普遍的國際貿易壁壘後,實際上會對成本進行重構。

  原來的成本可能是指勞動力、土地、電力,現在還要考慮“碳成本”,畢竟印度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生產工藝是更粗放的,他們也缺少對“碳關稅”相應的緩釋手段。我們國家的新能源優勢讓我們獲得更強的成本優勢,劣勢就會顯得沒有那麼明顯。

  我們國家西部土地成本、勞動力都比較低廉,也是新能源發展最集中的區域,傳統意義上能源消耗比較高的行業,尤其是化工行業,如果能夠從流向東南亞國家轉變成流向我國西部地區,還是有利於我們國家區域的協調性發展,也有利於繼續保持我們國家的全產業鏈優勢。

  全球製造業產業鏈的佈局既取決於成本,也取決於安全穩定和各國推行的政策或政治壓力。至少從這幾個層次來看,我認為產業鏈的重構還是會持續進行。

  從國家層面來看,更多地在於實現產業升級,逐漸從低端的、偏加工的、附加值比較低的環節,向高端研發和高端製造業過渡。當然,目前歐洲產業轉移到中國,表現幅度上會更加明顯一些,未來幅度或許會減弱,但是大方向不變,我們的紅利有希望能夠長期維持。

  美國肯定會持續推進本國製造業迴流,印度和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也會繼續與我們在低端產業展開爭奪。但整體來看,我們的相對優勢更明顯,還會比疫情和能源危機之前有所上升,是一個邊際變化。

  觀察者網:在全球經濟低迷的當下,一些國家似乎體現出脫離中國依賴的相似反應,這種“離心趨勢”會對中國長期紅利產生多大衝擊?

  郭微微:我認為“離心趨勢”是在紅利之前出現的,紅利是一個邊際上的變化,“離心趨勢”的背景是引發大家關註更前期的條件,所以不是背景去改變紅利,而是紅利改變這個背景。

  疫情初期,美國和歐洲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們發現本國生產受到很大的影響,比如國內沒有辦法生產呼吸機、防疫相關產品,於是認為首先要推動醫葯的迴流,這種迴流很快也會擴展到其他類似行業。

  他們希望能夠把中國封鎖在一些比較低端的環節,在相對高技術的產業鏈中像半導體、清潔能源等,他們想挑戰、壓制中國的發展,或者減少對中國的依賴。這個狀態比紅利出現得更早,也引發了大家的擔憂。

  此前大家認為我國的高端產業發展在全球產業鏈佈局中會面臨壓力,而我國的低端產業會面臨被分流的風險,這次歐洲製造業的轉移實際上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邊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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